执笔为枪，心向山河
——记军旅书法家刘建武与他笔下的长征
口述/刘建武 撰文・访谈/朱良东
特邀嘉宾：刘建武
核心提要
◆ 记史，非抒情。立碑，故求真。
◆ 一支钢枪守国防，一支毛笔颂家国。
◆ 到了长征现场，任何华丽的词藻都显得苍白无力。
◆ 历史观解决“怎么看”，人民观解决 “靠谁走”，英雄观解决 “崇敬谁”。
◆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人那份‘选择人民’的定力。
◆ 作为军人重走长征路，是否有着特别意味？这是乡愁！
◆ 两句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坐标。
◆ 作品里，温度向来比才华重要。
◆ 渭水根深，延安魂在，心系人民志愈坚。
编者按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
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长征胜利结束。90年后，陕西英才委员会特别策划组织了一次 “重走长征路”活动。刘建武和“战友”们按照活动计划，一步一步走完了全程。
刘建武不是诗人。他说：“诗人这个称呼我可不敢当。”可面对长征沿线的一座座丰碑，他终究还是拿起笔，一口气写下了30首散文诗。这些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带着粗粝质感的真情。
做过多年军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刘建武，长征的历史脉络和一些故事——他如数家珍。可当他看到烈士的遗骨、老红军洒下的酒、竹筒珍藏的盐巴，他一次次被震撼。脚下丈量的长征比纸上读来的长征，更立体、更丰满、更厚重。
「文脉星图・东访」近日对他做了一次开放式深度访谈。我们想呈现的，不只是一个军旅书法家、军史编纂者走了多远，而是一个人在丰碑面前，如何给自己以准确的定位。
不妨和他一起，以独特视角发现长征。
一、访谈起点：一个叩问历史的老兵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刘建武参与的这次 “重走长征路” 特别活动，得到了昌平军休所的大力支持。他们从瑞金、湘江、遵义、雪山草地，到会宁、吴起，再到延安，一路辗转跋涉。他把脚步化作笔触，不知不觉写下了30首。
这便成了访谈的起点：一个人，何以把伟大的长征走成了诗！
我与刘建武先生相识于十多年前。那时我在央视拍纪录片，他在军事频道任高级编辑，经朋友介绍认识。此后我多次登门，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儒雅、谦和、低调——军人是底色，书法是墨色。后来我拍纪录片《生死情・家国兄弟》，讲杨虎城和陕军的故事，同为陕西人的他主动帮我联络推介；再后来我推出《成长在长征路上》系列短片，有一天刷到他朋友圈，他也正在走长征。原来我们都走在长征路上。
“我编过几本长征题材的书，也接触过不少长征史料，看过很多长征主题的影视剧、纪录片。我以为自己比较了解长征，可当我走进战场遗址，步入纪念馆，伫立于纪念碑前，一次次被震撼之后，忽然意识到：长征远比我们看到、听到的要博大、厚重，更加荡气回肠，令人深思！”
访谈一开始，刘建武就平静地说出了这番话。这让我明白，坐在我对面的不只是一个书法家，更是一个重走长征、叩问历史的老兵。
二、重走长征路：真诚是第一位的
第一站，黄公略纪念园。
出发前，刘建武手头压着不少任务。他想着，长征的路那么长，这次也许只能走一段，或者看几个点，也就算完成了多年的心愿。
可到了黄公略纪念园，他的脚步沉了下来。
黄公略，红军早期著名将领，1931年牺牲，年仅33岁。那时战事正紧，他牺牲后，战友只能含泪将他匆匆掩埋在荒山深处，连一块碑都没来得及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家人找了几代人，寻了几十年，才在一个荒凉的土坑里，找到了他的遗骨。
站在那个土坑前，刘建武的心被狠狠“撞”了一下。
他在诗里这样写道：“亲人们寻找的，不只是一具遗体，更是对红军精神的一种回归，对长征精神的一种缅怀。”
面对这样一个在史料里赫赫有名、坟冢却差点被岁月抹平的英雄，一个搞了大半辈子军史编纂的军人，没法转身就走。他当场改了主意：“外面有多少任务都可以放放，一定要接着走下去。”
“到了长征现场，任何华丽的词藻都显得苍白无力。”他说，“只有和英雄面对面、心贴心，你才发现，真诚是第一位的。”
什么是真诚？刘建武的答案，就落在那一刻——真实的历史，真切的痛感，一个军人最朴素的真情。
这三样，定下了这组诗的魂。
三、以诗勒碑：让真实自己说话
带着这份“真诚”，他走进了长征的深处。
这绝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采风。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像个执拗的考证者，扎进山水之间、街巷深处。他在地方志的字里行间扒梳线索，在院坝里跟老乡拉家常，找当地党史专家一遍遍核对战斗遗址的方位、红军过境的时间。他不满足于纸上的史料表述，非要到遗址上去摸一摸残垣断壁上的弹孔，查清楚某一场会议到底开在哪间屋子；为了核实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他甚至打电话向多位知情人求证。
从瑞金到湘江，从遵义到雪山草地，从会宁到吴起镇、延安。他把一路的所见所闻、所寻所探，一点点嚼碎了、咽下去，最后化成一行行带血带泪的散文诗。
而最让他难以自持的，是泸定桥。
下午三点到的桥。访谈时他讲起一位老红军：当年飞夺泸定桥，那人不过二十来岁；几十年后，老人心脏不好，却执意要上桥。家人拗不过，老伴、儿子、孙子一路搀着。老红军说：“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我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他一步一步挪到桥中央，掏出一瓶酒，缓缓洒向铁索与大渡河，对着滔滔河水说：“战友们，如你们所愿，我们胜利了。”
又转头叮嘱儿孙：“你们今天生活在和平的国度，但并不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千万不能忘记他们啊。”—— 这句话，他大声连说了三遍。
讲到这一段，坐在我对面的刘建武，眼眶湿润了……
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 “撞”。
那是多重情感在桥上的交汇：是当年先辈冒着枪林弹雨、为红军杀出一条生路的生死之情；是几十年后，一位老战士执意重返故地、以酒祭战友的不舍之情；更是刘建武站在桥头，被这两股跨越时空的情感同时击中时，心里的震撼与共情。
这些情感绞在一起，让“真人、真实、真情”在那一刻融成了一体。正因为被这一撞，撞得这么深、这么痛，他才写出了这些带着铁索寒光和滚烫热血的句子：
铁索虽寒，磨不灭铮铮骨气；
烈焰虽猛，焚不尽凛凛英气；
惊涛虽险，冲不散巍巍底气。
这绝不是书斋里琢磨出来的句子。这是一个老兵站在铁索上，听见另一个老兵替牺牲的战友喊出 “我们胜利了” 之后，心里被撞出来的回声。
这组诗绝不是应景式的见闻拼盘，而是一部结构严密的史诗。
刘建武在《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丰碑》一诗中作了总括。他把整组长诗分为 “绪语、危途辨向、决胜征途、薪火相传” 四个篇章。这是 “起、承、转、合” 的严密框架，也是长征精神由苦难走向升华的逻辑链条。在“危途辨向”里，他写出了教条与求实交锋的血泪代价；在“决胜征途”里，他用 “四渡赤水”的虚实调动、“雄关漫道”的再举旌旗，写出了真理战胜空想的军事奇迹；到了“薪火相传”，他更发出了穿越岁月的 “家国三问”—— 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领导核心？中华民族何以历经磨难依旧奔赴荣光？人民军队何以铸就铁血军魂？
他用 “红飘带” 贯穿全诗，用“灯火”象征暗夜里的真理，用“火种”寄托生生不息的信仰。他没有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复述上，而是站在九十年后回望，把抽象的信念变成了可触可感的诗行。
真诚落到笔上，就是求真。他不是在纸上写诗，而是在用诗的形式，为真理、为人民、为信仰，重新立起一座精神的丰碑。
每首诗动笔之前，他都给自己立下三条尺子：一是知识性，让青年一代知之越深、悟之越透；二是史料性，所有故事、人物查之有据，绝不杜撰 ——“这一条立不住，别的东西都是水上的浮萍”；三是时效性与服务性，政治上、舆情上、史料上都要站得住，不猎奇、不 “揭秘”、不迎合、不哗众取宠。
诗是文学，天生离不开想象。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是在写诗，而是在记史立碑——替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先烈，把名字、身影和故事，尽可能真实地留下来。
记史，非抒情。立碑，故求真。
四、长征路上：心被 “撞”了很多次
这一路，刘建武说自己的心被“撞”了很多次。这个 “撞”字他说得非常笃定——那不是隔着屏幕能得到的感受，是现场给的震撼力、冲击力和教育力。
第一场撞击在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自瑞金出发以来最壮烈的一战。“左”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使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全军上下士气受挫，基层指战员心里都压着一口气。
写这一段最难的是把握一个度：不回避牺牲，也不止于悲情——红军指战员锐气不减、作风不散、信念不丢。
也正因如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恰恰是它清醒过来、扭转乾坤的时候。
正因为有了湘江的挫败，才换来通道转兵的绝地转向。
这也是他坚持从瑞金出发、从血战湘江写起的真实意图。他说，写长征，从来不是为了讲苦难——苦难是代价，他要写的，是这支队伍怎样从苦难里一步一步浴火重生。
第二场撞击在遵义，也是最沉的一首。
“长征一路，对我撞击最大，分量最重最沉的，是在遵义。因此我用了几首诗来表达。”刘建武一边说着，一边仿佛陷入了沉思。
沉，是因为那正是红军面临的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但他给这段的定调，不是一个 “悲” 字，而是一个 “醒” 字。
他讲得很透，像在复盘一盘惊心动魄的棋局。他把遵义会议前后的过程，理成了一条不可断裂的链条：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乌江飞渡、遵义会议。“这条链子上，哪一环都不能断。”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内部开始了痛定思痛的反思：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路走不通了，中国的事情，必须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提到，当时谁如果不立足中国国情，非要拿一张洋地图、用一套洋办法来量中国的路，“再不改，更大的代价还在后头。” 这话说的不是预测，是倒计时。
所以，通道转兵不是从容的调整，而是抢出来的第一步转弯；黎平会议把新的战略方针写进中央决议；到了猴场会议，李德那一套基本靠了边；直到遵义会议，才真正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把被动彻底扭成主动的那一笔，是四渡赤水。讲到这儿，他的语气突然亮了起来：“那是毛主席最得意的一笔。”
他说长征路上有过两次 “从未有过的一种打开了的感觉”，其中一次，就在茅台。红军三渡赤水就在此处——白天大张旗鼓搭浮桥，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硬是把40万敌军整个调到了河西。一支被 “围追堵截” 逼到绝境的队伍，从这里开始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刘建武感慨，外国人研究长征，往往先算军事账、算数字，可数字算不出那支铁打的部队，也算不出他们不屈的意志。
写遵义会议，他不重复过程——那些过程一般人都能讲。他深入到地方志、党史文献和老百姓的口述中去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再把通道、黎平、猴场、乌江、遵义连起来写，讲清楚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开成，在此之前究竟做了哪些铺垫。
“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说这句话时，他眼里放着光。
为什么这一段他不肯回避？为什么这里落笔最重？他讲了缘由：“一个敢于正视问题的政党，一个敢于纠正错误的政党，才是最有力量的。”
落笔时，他心里是沉的，可他把握住了 “沉而不悲”。沉而有度，沉而有醒。不能为悲而悲，不能为苦而苦。悲的背后有力量，苦的背后有希望，迷局之中有智慧。
这才是刘建武真正要写的长征：它不是一段苦难史，而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怎样在身体的极限、思想的困局、精神的绝境里，一次次校正自己，又一次次站起来，在烈火中淬火成钢。信仰从来不是在顺境里喊出来的，恰恰是在谷底，靠自己一步一步重新立住的。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醒”，再往西，夹金山的风雪迎面而来。
第三场撞击在雪山：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夹金山那一首，他写到了垭口上那尊 “冰雕”——军需处长把棉衣全让给了更年轻、更体弱的战士，自己背靠树干，被严寒冻成了碑。那是几代人从课文《丰碑》里记住的形象。没有哭声，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高山为巨笔，冰雪为素宣，
红军将士以血肉为墨，
在千里冰封的雪域长卷之上，
书写下人民军队气贯山河、
撼天动地的不朽华章。
他更在意的，是雪山上那些不肯出声的事：营长肩上除了自己的枪，还多扛着两杆伤员的步枪；连长把怀里仅存的一块干绒布，塞给了那个冻得发紫的少年。“官兵一致，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概念。”
夹金山的雪还没化尽，松潘草地的泥沼就在脚下了。
第四场撞击在草地：向死而生的力量
头顶，气候诡谲无常，刚刚还是薄日微明，转瞬便是冷雨、狂风、冰雹倾落；…… 粮袋日渐空瘪，毒草难辨，饥寒如影随形。寒彻骨髓的长夜里，不少人裹着湿漉漉的单衣躺下，就再也没能站起身来。
这是他写在《草地砺征铸军魂》里的一段白描。今天读来，依然如此粗粝、残酷，令人绝望。
前面刚翻过夹金山，很多南方籍战士的身体早就到了极限；到了这里，连野菜、野草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白天三十度，夜里骤降到零度，巨大的温差加上突如其来的暴雨冰雹，还有身后追兵的逼迫。更要命的是心理上的迷茫：革命到底要往哪里去？前面的路究竟在哪里？饥饿、寒冷、疾病、未知，一样一样压下来，让这片沼泽成了无数红军战士生命的终点。
在经受生理与心理双重极限的煎熬中，先辈们却迸发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他在诗里写：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不知是谁率先起调，唱起赣南民间小调《送郎当红军》，嘹亮歌声应声而起，篝火熊熊，映着一张张疲惫却明亮的脸庞。
他写老班长在篝火边对未来的憧憬：“等长征胜利了，就回家过平常日子，娶个媳妇。若是生个男孩，取名远征；若是女孩，就取名雪莲。”
这不是文人的浪漫修饰，这是那群革命先辈最真实的生命状态。他们冻得发抖、饿得发昏，却还能在生死边缘唱歌，还能憧憬着给孩子起名叫“远征”和“雪莲”。他们把眼前的苦难，当成了新生命的勋章。
这是真正的革命乐观主义。他们知道苦，知道可能会死，但依然笑着向往生。刘建武在诗里写道：“心中牵挂小家，却把个人念想安放于家国大义之下。”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把家国大义扛在肩上的先辈，这支队伍才没有在泥沼中溃散。他们互相搀扶着，硬生生用双脚蹚过了这片死亡之海，向死而立起了一座人类精神史上的丰碑。
草地走出来，再往北，会宁的黄土迎面而来。
第五场撞击在会宁。
在会宁，刘建武没有去铺陈会师的喧闹场面，而是先写它的战略地位，再写会师地点的选定——周恩来提出会宁是陇东重镇和交通枢纽，毛泽东同志听后，最终定了下来。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相继会合时，他抓住了四种情绪来写：悲、喜、愁、醒——喜的是终于胜利；悲的是那么多战友牺牲了；愁的是眼前的现实；醒的是会宁会师绝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这一首，他着重写了三个人，且都不是战士。城西农户王瀚，家里只剩半袋糜子，那是全家越冬的唯一口粮；他在油灯下反复权衡，指尖一遍遍抚过袋口，最后还是把它倒给了红军。魏鸿发跪别母亲从军，母亲没有阻拦，只说了一句：“娃，记着做人的本分。” 张巧云把伤员藏在家里，喂饭、换药，把命押在了一间土屋里。
他将这些人物故事深情化为两句诗——
征途历尽千般砺，壮志笃定万重光。
会宁厚壤育大义，寻常乡土有赤诚。
这片土地上朴实的老百姓，肯把自己最后的活命粮贡献出来，是因为他们早已把这支英雄的部队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还有一个细节，他讲得很缓慢：敌机把炸弹扔到街上，一个四川籍小红军扑上去救了别人，自己牺牲了。朱德半跪下来，把牺牲的小战士抱在怀里。刘建武写的是“那一刻，朱德不只是红军总司令，也是个做父亲的人”——有人看过这首诗后评价说，这种身份的转化，把党性与人性交融在一起，非常感人。
五场沉重的撞击走下来，翻过的山、蹚过的水都成了诗的骨骼。
“说来说去就一个字——撞。不是感动，是被现场按在地上重新教育了一遍。”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五、底色：一个 “农民的孩子” 与两杆枪
刘建武写下的长征，之所以有着特别的分量，是因为他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极低的位置。
在正式采访前，我们有一段闲聊。他说，大半辈子在军队工作，所以习惯了把自己放低，心里也清楚自己的分量。
“我很知足。所以我想要做的，就是本本分分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刘建武坦然地说，“感恩时代，感恩部队对我的培养，感恩历史对我的滋养。”
讲到“笔”，他回忆起了一段往事：“入伍之后，党交给我两杆枪：一杆是钢枪，一杆是毛笔。今天既然手中之笔还在，就要珍视它、用好它，让它真正成为服务社会的工具。”
一支钢枪守国防，一支毛笔颂家国。
这两杆枪的分量，是在走长征路的过程中重新掂量出来的。正是这份把自己放低的底色，让他在那段历史面前写得真诚、写得厚重 —— 他无意标榜自己，只是站在长征面前，接受时代的检视。
六、三观：历史观、人民观、英雄观
访谈中，刘建武反复谈到他心里的“三观”：历史观、人民观、英雄观。他认为这“三观”不是并列的概念，而是一条递进的逻辑：历史观解决 “怎么看”，人民观解决 “靠谁走”，英雄观解决 “崇敬谁”。
历史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长征。不搞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拿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裁剪历史。长征是试金石、磨刀石、分水岭：检验了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检验了人民军队的血性，也印证了千百万红军将士对党的绝对忠诚。
人民观，是每一场战役、每一次会议背后，都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不是孤军作战。写彝海结盟，他要写出“用真心换民心，用民心托军心”。刘伯承率部到冕宁，压力极大；彝族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起初不露面，暗中观察这支部队。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礼俗，帮群众担水、扫院子。小叶丹一看，这支队伍和过去敲诈勒索的部队不一样，才决定会面。这支军队深深扎在人民中间，打的是人民战争。
英雄观：英雄不只是有血有肉的个人，还是以集体形态存在的群体，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他把英雄分成三层：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牺牲或活着的，是英雄；新中国成立后深埋功名、不事张扬、不向组织提困难的，是英雄；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奉献社会的，也是英雄。
他特意为两位烈士赋诗：一位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断肠明志，死在押解途中；一位是红军早期将领黄公略，他倒在了长征出发的前夜。明知是牺牲的结局，他们依然选择承担，无怨无悔。
后来，红34师幸存者、开国中将韩伟等人推动，在灌阳为牺牲的红34师将士立了一尊无字碑。底座上留下一句话：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两首诗写两个人，其实写的是同一个问题：胜利的另一面，从来都是代价。他写下这些诗句，就是要用笔下的墨，去填满那座无字碑——让那些无人知晓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里，重新变得有血有肉、重若千钧。
七、从哈达铺到延安：选择人民的定力
突破腊子口往北，就是哈达铺。人们常说 “一张报纸定去向”—— 中央红军由此找到了 “家”。
但刘建武看得更深：报纸只是一个信息，真正的问题在于，从建党、建军那天起，这支队伍每时每刻都在面临选择。标准是什么？第一，这个党为谁服务——哪里的人民群众需要我们，我们就往哪里去；第二，实事求是——怎样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使红军不断走向胜利。
当时中央红军去向未明，毛主席先派陕北籍的贾拓夫带一个连，化妆成挑夫，走了一百九十多公里险路，去寻找程子华、徐海东的部队。徐海东二话没说，马上与中央联系，毫不迟疑地把驻地、给养让出来——只要事关民族利益，个人的东西一概不在乎。刘志丹在陕北，操练完部队就开会：中央主力红军快到了，我们要拿出最好的窑洞、留下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这种胸怀、这种格局，答案只有一个：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的解放高于一切。
“既要相信那张报纸所起的作用，更要相信共产党‘选择人民’的那份定力。这才是核心问题——报纸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人那份‘选择人民’的定力。只要心里装着人民，即便没有这张报纸，他们也终将在这片黄土地上找到依靠。”刘建武沉稳而坚定地说。
延安，刘建武说他去过四次，写过三首与延安有关的诗。
清凉山，当年挤着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印刷厂。他本人做过新闻工作，站在那儿，触动格外深。他说，回望延安，回望的不是那座宝塔山，而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特别是长征以来铸就的精神高地、思想高地、文化高地——延安是根，是魂。
南泥湾这一首，他专门写给父老乡亲。上初中时他读过 “气死牛” 郝树才的故事。这次去了，他才真正明白：那地方贫瘠，共产党人不能与民争利。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生产，硬是把一片烂泥湾变成了 “陕北的好江南”。老百姓教部队种水稻，部队帮老百姓干农活——军民一家，鱼水情深。
作为陕西人，他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感性的：我是喝着渭河水长大的。这条河对我的哺育，刻在骨子里，割舍不掉。一句是理性的：但我更要从理性上看，延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对党的贡献、对人民军队的贡献——这样才客观，才全面。
一句向着故乡，一句向着历史。两句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坐标。
八、文艺观：对得起手中这支毛笔
作为在宣传文化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兵，刘建武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一遍又一遍 —— 那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一块试金石，常读常新。
他讲书法，自有一套辩证法：来自于传统，得益于盛世，修炼于个人，服务于社会。真正好的书法，既有传统的根底，又和大众的心紧紧相连。
刘建武提出 “一文素净”——字挂上去，要有文气，能把环境托起来。好字，不仅要看着清爽，更要让人民群众看了，能养眼、养心、养趣、养德、养志。
艺术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只有下足慢功、细功、实功和苦功，才能触摸到艺术的真谛。因此，书法创作几十年，他给自己立了“三个拒绝”：拒绝浮躁、拒绝名利、拒绝流俗。一年里，他谢绝的作品少说也有几十幅。
他说：“这些作品，是我交给社会的一份答卷。在人民群众面前，我永远是个学生；历史，才是我汲取力量、激发灵感的源头。”
重走长征路出发之前，他给陕西英才委员会写了68幅字，“遵义领航”“血战湘江”都在其中。当时自以为下了功夫，走完长征路再回头看，觉得分量还是不够。将来再写长征题材，他要把三样东西揉进去：现场的见闻、心里的触动、笔下的温度。先让自己感动，再落笔。
九、铁骨柔情：这是乡愁
因为长期在部队服役，刘建武习惯了把自己放得很低。
可讲到泸定桥那位洒酒的老兵时，这位一向沉稳的人，眼眶还是湿了。
我忽然明白，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那个点上——一句话、一个故事，就足以撞动你的心。
访谈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您是陕西人，从陕西走到北京。今年重走长征，又从瑞金一路走回陕北。对您来说，是否有着特别意味？”
他沉吟片刻，说：“这是乡愁！”
陕北，是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是红军的“家”。他一个喝着渭河水长大的陕西游子，走在黄土地上，看到的不是外来的队伍，而是 “家人”。他重走长征，其实是带着那些把命留在路上的先烈们的英灵，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所以，他写诗，是在跟“家人”拉家常；他流泪，是在替那些没能走到陕北的先烈们流。
硬的是立场，软的是记得。这，就是一个军人的铁骨柔情。
结语：长征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这次重走长征路，对刘建武而言不是任务，而是压在心底多年的夙愿，恰好赶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节点上实现。他一路时常提醒自己：不走马观花、不浮光掠影——把每一个纪念地当作一本书去读，把每一位英雄当作一座丰碑去敬。
他说，长征既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文学的，也是人文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长征路上汲取力量，获得精神养分。
“重走长征路活动可以收尾，但对长征的研究、学习和宣传永远在路上。”刘建武信心满满地说。
一杆枪，一支笔。一生军旅，满腔家国。渭河之子的乡愁，与长征的精神高地，在刘建武身上融成同一种滚烫。我们期待他把二十七首诗，把一路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正如他自己说的：作品里，温度向来比才华重要。
【访谈后记】
沁园春・重走长征路
—— 为刘建武先生以诗写长征史而作
文 / 朱良东
「文脉星图・东访」访谈结束后，心绪一直难平。真正击中我的，是刘建武先生身为文艺工作者的底线与良知。他把自己放得很低，把英雄看得极高；以真实的颗粒度，触摸着历史粗粝的肌理。感其至诚，特填《沁园春》一首，以记风骨。词曰：
万里长征，九秩犹念，重走关山。看湘江血碧，泸定桥险；草泽泥泞，六盘云闲。铁骨柔情，毫端气象，铿锵诗成墨未干。钦慕久，对丰碑凝望，热泪潸然。
从来浩气擎天，以一片丹心凝笔端。守文脉气韵，胸中丘壑；睥睨流俗，象外诗篇。渭水根深，延安魂在，心系人民志愈坚。君知否，看今朝复兴，敬对长天。
2026 年 10 月 19 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朱良东 原新华社记者、纪录片导演、《新时代中国赋》编委。有《辛亥革命》《中国石油雄师》《刘铭传》《穿越北回归线》《觉醒青年》等多部纪录片获五个一工程奖、最受大学生欢迎奖、文献类一等奖等。先后创作《阜康赋》《刘伯坚赋》《大疆赋》《陕军抗战赋》《孔从洲将军赋》《恒昌堂茯茶赋》《东坡赤壁赋》等多篇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