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余撰《选堂赋话》，何沛雄博士刊于《赋话六种》中，拙作小引指出：

赋学之衰，无如今日。文学史家直以冢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

自此以后，海内外学人，不断对《文选》及辞赋加以钻研，现在对于辞赋的研究不仅有一批专著出版，而且还有《全汉赋》、《历代赋汇》的校勘整理，以及辞赋选本都有了。可以说，时至今日，赋学重兴，非始料所及。此次赋学大会，大陆、台湾、港澳、日本、韩国、美国的学者云集香港，切磋学问，交流文化，向大会提交论文达50篇之多，赋学之昌盛，可谓空前矣!

长期以来，把赋的研究看成复古，以极偏狭的眼光看待赋，不褒扬它的优点，一味否定它的价值，进行批判，这是不公道的。文学史上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一种文学，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越是批判它，否定它，看似衰落了，可是最后还要跑回头来，衰落到极点就是复兴、繁荣!这是文学史研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赋学就是一例。

赋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体。赋在汉代最为流行。桓谭《新论》第十二为《道赋》篇，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开其先路。惜已散佚，严可均《全汉文》仅辑得4条，其中有云：“(扬)子云言，能读千赋则善赋。”班固《两都赋序》云：“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是西汉之赋至少有千篇之数，可见，赋之创作在汉代相当繁荣兴旺!

赋之成为研究对象，似起于刘宋时君臣合力之提倡，梁、魏因之。赋篇之结集，见于《隋书·经籍志》总集类，略如下表：

宋谢灵运《赋集》92卷／宋明帝刘皛《赋集》40卷／(新喻惠侯)刘义宗《赋集》50卷(梁时尚在)／后魏崔浩《赋集》86卷／《续赋集》19卷／梁武帝萧衍《历代赋》10卷。

据《梁书》卷43《周兴嗣传》记载，周舍、周兴嗣奉敕注梁武帝《历代赋》。刘义宗是刘裕中弟道怜六子之一，《世说新语》著者刘义庆之弟(见《宋书·宗室传》，元嘉二十一年卒)。

从上表可见宋代所编赋总集即有三部。这些赋总集都没有流传下来，但说明当时一些官吏编选集、赋集这样多，朝廷对赋是很重视的。

关于如何加强赋的研究，我认为有下列数项，应当注意：

1．言志类赋的独立研究

诗言志，赋亦言志。《楚辞·九章·悲回风》云：“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窃赋诗之所明。”眇志所感，即赋诗以明，赋亦言志。我写过《骚以言志说》一文，赋中不少为贤者矢志之作。《隋书·经籍志》卷四称梁有《遂志赋》十卷之多，已亡。《艺文类聚》卷二十六存陆机《遂志赋》，其序云：“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袁》，张叔《哀系》，此前世可得言者也。”刘歆有《遂初赋》，刘桢有《遂志赋》，皆此类之作。此书有十卷，即裒合各家之作。唐代韩愈有《复志赋》，亦即此类。今宜辑历代言志之作汇为一篇，作深入研究。

2．赋音佚书之辑录

《隋书·经籍志》(卷四)所记，各赋有音，如《二京赋音》二卷，李轨、綦母邃撰(李轨另有《周易音》)。《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李轨撰《齐都赋音》一卷，薛综撰《二京赋音》二卷，褚令之撰《百赋音》一卷(《隋书·经籍志》作御史褚诠之《百赋音》十卷，梁有诠之集八卷，官至中书舍人)。郭微之撰《赋音》二卷(《隋书·经籍志》作“征之”)。《颜氏家训·勉学》篇说：“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足见褚诠《百赋音》之影响。吕忱即《字林》作者，未闻注赋。

赋之有音，因多奇字而不易晓，此类著作与文字声训极有关系。现敦煌出《文选音》一种(萧该有《文选音》三卷)，綦母邃之《二京赋音》，可从日本《文选集注》辑得一二，其余宜加以稽考整理。赋音一类著作，堪称研究语言训诂的基本材料，对语言文字学作出了贡献，今天的赋学研究对这类著作进行辑佚整理，这不仅对赋学研究的深入有益，也有利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

3．赋与图关系之研究

赋或因图而作，或为赋而作图。屈原赋深受图的影响。例如，《天问》，即先有图，后有《天问》。至若先有赋，后画图，其例更多。《世说新语·巧艺》记载：“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晋明帝(司马绍)有《洛神赋图》、顾恺之继作。晋史道硕有《蜀都赋图》、《琴赋图》，南朝宋史敬文有《张平子西京赋图》。(均见《历代名画记》卷五、卷六)。又《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梁有《杂赋图》十七卷，亡。计十七卷，足见梁时赋之有图，不一而足。

诗之有画，诗与绘画的关系已为人所共识。赋之有画，赋之与绘画的关系，往往为人所忽略。实则赋与绘画的关系亦极密切。赋与图之关系的研究，必将为赋学研究和绘画史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4．赋之文化史的研究

赋的资料是文化史上无限的丰富的宝藏。

赋为辅陈某一事物之专篇，对于文化史专题研究往往提供重要资料，片言零句，亦足甄采。以乐舞百戏为例，如张衡《西京赋》描写百戏的演出，有鱼龙漫延、东海黄公、乌获杠鼎、都卢寻橦、跳丸剑、走索、吞刀、吐火等几十个精彩节目，显然是研究我国古代杂技史、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史的重要资料。再以建筑史为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对长安、洛阳的城市、宫阙建筑的描绘，对我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自不必说，就是《艺文类聚》、《水经注》中保存的有关描写宫室台榭的不完整的赋作，也为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如《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记载：

魏武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径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渠水又南，径止车门下。魏王封于邺，为北宫，宫有文昌殿。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下，注之洹水。故魏武《登台赋》曰：“引长明，灌街里。”谓此渠也。

这里所引魏武《登(铜雀)台赋》断句，对我们了解古代邺城的建筑、街衢之结构等无疑提供了极真实的资料。又如，《水经注》卷十九渭水下注，引繁钦《建章凤阙赋·叙》云：

《关中记》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有金凤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也。”故繁钦《建章凤阙赋·叙》日：“秦汉规模，廓然毁泯，惟建章凤阙，岿然独存，虽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观也。”

又，《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注叙述梁王兔园：

余按：“《汉书·梁孝王传》称王以功亲为大国，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复道自宫东出杨门之左，连属于平台则近矣，属之城隅则不能，是知平台不在城中也。梁王与邹、枚、司马相如之徒，极游于其上。故齐随郡王《山居序》所谓西园多士，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是用追芳昔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谢氏赋雪《指谢庄之《雪赋》)，亦曰：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今也歌堂沦宇，律管埋音，孤基块立，无复曩日之望矣。

可以看出，这些记叙对后世了解秦汉宫室园林之规模体制，对于后世研究赋史之发展、文学流派之演变，显然都提供了极难得的可贵资料。

《水经注》中关于石刻诗赋引述甚丰，石刻已有人作专门著述，辞赋尚缺，其中部分资料对我们研究文化史极为宝贵，我希望赋学研究重视这项工作，以为文化史、文学史之研究的参考。

5．赋之修辞学的独立研究

修辞学近年发展甚快，出版了不少著作，可是辞赋在修辞学上之意义尚未闻有人作通体之研究和阐发。辞赋修辞学，这是一个新领域，有待开拓。

赋者，古诗之流也。赋对于诗来说，是文学独立于学术之后发展的一新阶段，内容之充实，艺术形式之多姿多彩，语言之丰富，表现手段之细腻，技巧之臻于成熟，修辞之完美，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葛洪《抱朴子·钧世》篇说：“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可见，赋在诸多方面为语言学、为修辞学的发展提供的资料比诗更多更丰富。可是对这样丰富的语言修辞材料，尚无人作系统的研究。唐世有《赋谱》，与杜正伦之《文笔要诀》合抄，日本所存称为国宝《赋谱》，只论律赋，宜扩大为“赋修辞学”。我希望有人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6．应撰写《赋学纪事》

笔记杂书，涉及赋者无虑百数，以赋之资料论之，极待好事者为之钩稽纂集，此项工作可效《唐诗纪事》、《全唐文纪事》，撰作《赋学纪事》。姑举一例，偶阅明叶盛《水东日记》，其中涉及赋者灿然可记。如卷八云：“东坡《赤壁赋》真迹，寄傅尧俞者，尝于俞尚书家见之。‘洗盏更酌’，‘更’字下自注一小‘平’字。”又高元之作《变离骚》，凡九篇。《水东日记》卷二十四载《变离骚序》。又，卷三十载虞伯生之父撰《诛蚊赋》及诸家详论题记。(《变离骚序》及《诛蚊赋》及题记，文字较长，这里略)这两篇文字，不仅对赋学研究，就是对整个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都是十分珍贵的。我想，倘遍查各书，弋获必富，是为斯学恢宏光大，其功不在“诗记事”之下，惜至今尚无人为之。

侧闻国内近年治赋者多家，造述宏富，若《全汉赋》之辑成，《历代赋汇》之整理，均宜大书特书，为古书整理规划之外，大著新猷，嘉惠来学。上举琐细各节，注意所及，聊发其槃，余年已颓耄，无能为役，惟冀同志合力以竟其功，区区之志，只是抛砖引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