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高宗至武后初年，中国文坛出现了有名的“初唐四杰”。他们“以文章齐名天下”，竭力摆脱齐梁风气的影响。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这样评价他们：“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可谓知言。如果给“四杰”进行排名的话，王勃是当之无愧地居于首位。

王勃是隋末大儒王通之孙、文学家王绩之侄孙。早年“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他的勤奋创作，为其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有客观的论述：“遂使繁综浅述，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廊”。可见，王勃在扭转诗文风气的进程中贡献至大。

王勃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辞赋骈文家。其《滕王阁序》是一篇传唱千古的骈文，于非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指出，《滕王阁序》“音韵和谐，对仗精切，句式整齐，乃唐代骈文榜首。”王勃的文名掩盖了赋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其为数不多的辞赋作品中，《寒梧栖凤赋》极具特色，这是王勃唯一的一篇传世律赋。基于这一点，该赋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寒梧栖凤赋》是一篇限韵之作，以“孤清夜月”为韵。彭红卫先生在其《唐代律赋考》中指出：“学界认定它是现存律赋中最早限韵的一首，且与科举制度无关。”众所周知，律赋实际上是六朝骈赋的完美蜕变，是辞赋文学格律化的终极典型。

关于《寒梧栖凤赋》的主题思想，郭预衡先生主编的《中华名赋集成》认为，“作者无疑是以凤凰自况的。”王勃在文首即开宗明义，他写道：“凤兮凤兮，来何所图？出应明主，言栖高梧。”关于凤凰，在《山海经》等古代文学典籍中多有记载，那是“附异来仪，应我圣君（郭璞《凤鸟赞》）”的象征。《尚书·禹贡》中也提到过“峄阳孤桐”，王勃大胆地反问道：“理符有契，谁言则孤？”作者自诩为凤凰的化身，对凡禽俗鸟是不屑一顾的，他慷慨激昂地说：“游必有方，哂南飞之惊鹊；音能中吕，嗟入夜之啼乌。”那么，凤凰的理想追求是什么呢？作者在下文中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将振耀其五色，俟箫韶之九成。”由此可见，凤凰是一个胸怀理想、待时而动的积极形象。我们也不难联想到《尚书·虞书》中“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奇妙景象。

凤凰的形象在王勃笔下是生动而饱满的，它志行高洁，光彩照人，栖息于寒风中的疏梧之上。“梧则峄阳之珍木”，这正好诠释了“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出仕观。恃才放旷的王勃雄视文坛，在赋中表达了自己对功名事业的热切希望，而凤凰则是他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作者的渴望之情是如何表达的呢？王勃给读者展示出“率舞而下”的场景，而“念是欲往，敢忘昼夜”是这个场景最恰当的解说词。

“若用之衔诏，冀宣命于轩阶；若使之游池，庶承恩与岁月”。在这里，“衔诏”的典故众所周知。《邺中记》这样记载道：“石季虎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待人放数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在此，作者的寓意已经全盘托出了。特别是提到凤凰池这个特定的地点，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书省的常规所在地，而唐代人多用“凤池”一词来比喻宰相一职。王勃不甘于久居人下，他想通过“一飞冲天”的奋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希望“承恩于岁月”。

作为一篇典型的限韵之作，《寒梧栖凤赋》用韵精准，句式灵活，堪称唐代律赋早期的典范之作。 平仄相对是其措辞的一个基本特色，在这一点上，它比六朝骈文显得更为严谨了。王勃天资聪颖，博览群书，这就为他在行文用典上提供了超乎常人的便利。在文学创作中，他“顷刻而成，文不加点”，是有历史依据的。《寒梧栖凤赋》用典近二十处，可谓不厌其繁。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这个论断十分准确。大量用典虽有堆砌繁琐之嫌，但是能较为全面的展示作者的人文素养。并且，王勃用典多取自人们耳熟能详的出处，这也体现了作者驾轻就熟的功底。

关于《寒梧栖凤赋》的创作年代，今人韩晖先生考证为“作于他入京准备求仕时”，此论是可信的。从整个初唐的文化背景看，该赋是唐代最早的一篇律赋。同时期的律赋还有蒋王李恽的《五色卿云赋》，二者孰先孰后，至今争议已经不多。王勃的另外一篇辞赋《释迦佛赋》有限韵的倾向，但无题下标注，恐不能用律赋来定义。相比较而言，《寒梧栖凤赋》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已具备律赋的一切特征，可谓规范而成熟。

《寒梧栖凤赋》有着明显的托物言志的倾向，这和作者的《涧底寒松赋》如出一辙，托物兴怀、借物言志是其主要特色。关于《寒梧栖凤赋》的艺术特色和历史地位，今人马宝莲教授曾撰文加以论述。总的来说，该赋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律赋的基本定型，也为后世律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本。作为王勃唯一的一篇律赋作品，《寒梧栖凤赋》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而文中的“凤凰”则是中国文学史上托物言志的光辉典型，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和挖掘。